塞维利亚, 西班牙
艺术流行音乐 — 现场音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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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术流行:当流行音乐开始自我意识觉醒
艺术流行始于一个问题:如果流行音乐的目标不仅仅是取悦听众,而是要激发思考、颠覆固有观念、质疑自身,那会怎样?它并非反流行,恰恰相反。艺术流行沿用流行音乐的语言——朗朗上口的旋律、动人的意象、反复出现的重复——但却将其视为原材料。它打破常规结构,挑战既定预期,模糊了通俗易懂与实验性之间的界限。主流流行追求的是普适性,而艺术流行则追求的是意图性。
艺术流行的核心在于概念意识和美学掌控。歌曲或许保留了朗朗上口的副歌,但它们常常打破传统的编曲方式,引入意想不到的音色,或以讽刺和评论来构建歌词。制作变得精雕细琢、层次丰富。艺术家不再仅仅是表演者,而是图像、叙事和声音的策展人。
这一流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,当时艺术家们开始将流行音乐视为一种高雅艺术。大卫·鲍伊是艺术流行乐的奠基人之一。像《火星生活》(Life on Mars?)这样的歌曲融合了戏剧化的编曲、歌词的歧义和电影般的编排。鲍伊不仅仅是发行歌曲——他塑造了个人形象。在这里,艺术流行乐变成了一种通过旋律过滤的行为艺术。
同样,罗克西音乐乐队(Roxy Music)将华丽摇滚美学与实验性制作融合在一起。像《爱是毒药》(Love Is the Drug)这样的歌曲证明,艺术流行乐既可以充满诱惑力,又可以在结构上打破常规。风格与声音密不可分。
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,艺术流行乐通过电子实验和概念上的雄心壮志而发展。凯特·布什(Kate Bush)凭借《奔向山顶》(Running Up That Hill)等歌曲拓展了流行乐的情感表达。布什对叙事视角、层次丰富的制作和戏剧化的措辞的运用,体现了艺术流行乐融合了理性和脆弱的特点。
后来,像比约克(Björk)这样的艺术家为数字时代重新定义了艺术流行乐。像《超民谣》(Hyperballad)这样的歌曲将电子音效与情感的内省相结合。比约克将流行乐视为情感的架构,而非公式化的模式。每一个音符都仿佛经过精心设计。
艺术流行乐与实验音乐的区别在于其与大众接受度的关系。艺术流行乐并不排斥旋律或听众。它邀请听众进入,然后巧妙地重新布置音乐的框架。朗朗上口的旋律依然存在,但它们可能会将听众引向意想不到的方向。歌词可以是诗意的、抽象的,或是自指的。制作风格则在极简主义和极繁主义之间摇摆不定。
在视觉上,艺术流行乐与图像密不可分。时尚、专辑封面、舞台设计和视频美学都是其表达方式的一部分。艺术家的身份本身就成为了一种媒介。艺术流行乐深谙流行文化既包含声音也包含视觉元素。
在歌词方面,艺术流行乐常常探讨身份认同、疏离感、爱情、表演以及人为性本身。它常常带有元认知:歌曲的主题包括名望、叙事以及作为表演的情感。艺术流行乐并不掩饰其构建性——它反而将这种构建性置于首位。
在2010年代,像Lady Gaga这样的艺术家拥抱了艺术流行乐的戏剧根源,甚至将一张专辑命名为《ARTPOP》。像《Bad Romance》这样的歌曲展现了极致的制作、视觉奇观和概念上的野心如何在以排行榜为导向的框架内共存。
艺术流行乐的影响范围广泛。独立流行乐、另类R&B和前卫流行乐都借鉴了它在旋律和实验性之间的平衡。流媒体文化及其流派的流动性进一步模糊了界限。
评论家有时会指责艺术流行乐矫揉造作——但这种指责误解了它的创作理念。艺术流行乐认为流行乐值得被严肃对待。它否定了商业吸引力和艺术深度相互排斥的观点。
艺术流行乐经久不衰,因为它反映了现代人的身份认同——碎片化、表演性、层次丰富。它认识到真实性可以被精心打造,情感既可以是真挚的,也可以是刻意营造的。
艺术流行乐并非在流行乐中添加了复杂性。
它是对流行乐进行内在审视。
当旋律抓耳却结构出人意料地转变,当意象刻意营造而歌词意蕴深远时,艺术流行乐便展现了其核心:
并非反叛流行乐——
而是意识到自身反思的流行乐,
依然歌唱。